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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大学者的学术失误》读后琐语

  黄朴民先生《大学者的学术失误》(载《中华读书报》2014年3月19日)一文,对林损、童书业、胡怀琛、金祖同、郭沫若、梁启超、胡适、陈序经等十多位著名学者的种种学术失误,作了深刻的剖析,提出了中肯的批评。并对造成学术失误的主要原因,精辟地归结为两点:一是“趋时”,二是“自大”。该文视野开阔,搜罗宏富,立论精当,说理透彻,富有启迪意义,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好文章。相信它的发表,对于避免学术失范,引领学术风气,净化学术环境,将会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。

  黄先生在文章的开头明确表示,他要“秉笔直书,不为贤者讳”。这种为文原则很好,值得提倡,可惜未能始终如一地贯彻到底。比如,他对别的多位学者的批评,都是指名道姓的,唯独对曲解《诗经·陈风》的“一位著名学者”,却只是左一个“这位先生”,右一个“这位先生”,始终不肯对他指名道姓。为什么要对“这位先生”特别“照顾”?实在令人百思不得其解。这种厚此薄彼的做法,是否有欠公允?是否有违“秉笔直书,不为贤者讳”的承诺?那么,这位肆意曲解《诗经·陈风》的“著名学者”究竟是何方神圣?笔者前些年曾读过徐应佩、周溶泉《古典诗词欣赏艺术》一书,据该书披露,对《诗经·陈风》曲加解说的那位“著名学者”,原来是大名鼎鼎的高亨先生。高亨先生在《诗经引论》一文中说过:“《陈风·月出》篇据我的理解便是反映领主杀害农民的一件事实。这一篇抒写在月色惨白的杀人场,一位英俊的农民,身披五花大绑,被领主杀死了,尸身被领主焚烧了,这时枝干盘曲的老橡树,在怒吼,在颤摇,作者的心灵在忧愁,在跳动,在悲痛。这是凄惨壮烈的一幕悲剧。”(见《文史哲》1956年第5期)接着,他又在(《给〈文史哲〉编委会的信》(见《文史哲》1956年第9期)中,进一步从文字学的角度申述了上文如此解说《陈风·月出》篇的理由。对于这件学术史上的公案,既然早已有人公之于世,黄朴民先生又何必吞吞吐吐为之遮掩呢?黄先生在文章中告诉人们,山东大学是他的母校。而据《中国文学家辞典》(现代第一分册)介绍,高亨先生1953年至1967年曾在山东大学任教授。这,大概就是黄先生不便在文章中点出高亨先生大名的原因吧!

  此外,黄朴民先生在文章中提到:“郭沫若先生的品行似乎颇不为人们所欣赏,鲁迅当年曾以‘才子加流氓’之形象比喻,加以讥讽。”按:这一说法是不确切的,与历史真相颇有出入。为了避免继续以讹传讹,很有必要借此机会澄清一下是非。被鲁迅先生骂作“才子加流氓”的人究竟是谁?鲁迅研究专家房向东在《庸俗、三闲、“才子加流氓”》一文中对这个问题作过详细的考证。他说:“《二心集》里鲁迅名文《上海文艺之一瞥》中有一个著名论断,即:‘才子+流氓’,郭沫若一直以为鲁迅是骂他,鲁迅研究界也一直以为是骂郭沫若的。实际上,这是郭沫若替成仿吾受过。我以为,虽然总体而言,鲁迅事实上认为创造社的不少人有‘才子+流氓’的习气,但具体所指,却只有成仿吾可以对号入座。”问题是“既然郭沫若自己都招认了,这又不是审理案件,别人也就不再细究了,从此,‘才子+流氓=郭沫若’,就讹传为众所周知的鲁迅批评郭沫若的话了。”“据马蹄疾考证,这是一种误解,‘冤枉了鲁迅五十多年’”(《鲁迅与他“骂”过的人》,上海书店出版社)房向东的上述论断应该是可信的。此外,杨里昴、彭国梁主编的《鲁迅评点中国作家》(岳麓书社)一书,也把包含有“才子+流氓”著名论断的那段文字,列在“成仿吾”条目下。显然,该书的主编者也认为,“才子+流氓”说的是成仿吾而不是郭沫若。

  当然,以上这些缺点,对于《大学者的学术失误》一文来说,只是白璧中之微瑕而已。批评是学术的生命,是追求真理、创造新知的必要环节,是唯物辩证法否定之否定规律在学术领域的体现。我们不揣冒昧对黄先生文章中的某些缺点提出批评,同黄先生对那些大学者的学术失误提出批评一样,目的都是为了推动学术的创新和进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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